本帖最后由 jidakaoyan 于 2020-11-4 12:14 编辑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史册上！
与此同时 一场特殊的仪式 也在暨南大学同步举行
23日上午11点，暨南大学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暨纪念章颁发仪式在石牌校区老干楼9楼举行。学校党委书记林如鹏为暨南大学参与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10名老战士代表颁发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的纪念章并致辞。仪式由学校副校长饶敏主持。
仪式现场
林如鹏代表学校党委和学校全体师生，对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英雄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70年来，祖国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维护正义、反对侵略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始终没有忘记谱写了气壮山河英雄赞歌的志愿军将士。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财富和力量源泉，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
关汉夫发表感言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老战士代表、学校原党委副书记关汉夫发表感言时数次哽咽。他动情回顾了入朝作战的经历，并表示与战死沙场的197653名志愿军英雄相比，自己渺小得不值一提。他感谢党和人民对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的关怀，希望祖国的下一代能够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热爱生活。
林如鹏为老战士代表颁发纪念章
随后，林如鹏为10位到场的老战士代表一一颁发纪念章。他们是：学校原党委副书记关汉夫、原学校办公室主任刘庆珍、离退休工作处原处长张玉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梁洪浩、第一附属医院原主任医师吕先航、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黄星、护士学校原副校长肖淑利、工会原正科级教工骆永坤、文学院教授黎运汉、第一附属医院原主治医师蔡凤珠。
本次暨南大学共有14名老战士获此殊荣，其中文学院副教授黄展人，外国语学院副编审谢耀文因身体原因未能到场领取纪念章。离休干部陈保安、胡善瑶分别于2020年6月20日、2020年5月16日去世。
10位到场的老战士代表
据了解，此次纪念章颁发范围主要包括三大类：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出国为抗美援朝战争服务的、健在的医务、铁道、运输、翻译人员，参加停战谈判等工作的人员，民兵、民工、新闻记者、作家、摄影等人员；1953年7月停战后至1958年10月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期间，在朝鲜帮助恢复生产建设的、健在的人员。2020年1月1日以后去世的，在此次发放范围之内。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健在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等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纪念章使用紫铜胎镀金、银材质，通径为50毫米。纪念章核心部分为志愿军战士形象和70束光芒，以和平鸽、水纹和中朝两国国旗元素编制的绶带环绕四周，外围采用五星、桂叶和象征五次战役的箭头等元素，组成金达莱花的五瓣造型，象征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寓意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彰显了我国不畏强敌、维护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让我们一起走进 暨南最可爱的人
1952年3月，关汉夫入朝参战，在志愿军司令部机要处和西海岸部队指挥部机要处当译电员。他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记忆最深的是为了躲避敌人，只能成天猫在坑道里，和数字电码打交道，夜以继日地翻译密码电报，保持军事联络畅通。
作为译电员的他，以笔作枪，每个按下的数码都是射向敌人的子弹。1952年刚满18岁的他，用汗水和辛劳，为战争的胜利、为祖国的人民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952年1月，关汉夫在雪后朝鲜 志愿军司令部机要处坑道口
在志愿军司令部机要处工作期间，关汉夫因 “工作积极、埋头苦干、准确完成任务”“成绩显著”，于1953年2月批准立三等功一次，并获朝鲜政府颁发的人民军军功章一枚。
关汉夫到现在都还保留着为防敌人细菌战注射疫苗的证书。每每想到战死沙场的志愿军战士，他都会热泪盈眶。
刘庆珍于1949年3月参军，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在朝鲜战场，他先后参加五次战役、老山阻击战、开城保卫战、沙里院阻击战等。
张玉书生于1929年9月，如今已经91岁高龄。1951年4月，他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在朝鲜三年半的时间里，他一年任师长的机要秘书，负责管理电报，传递电报给师长政委；两年任职于干部管理部，负责文件管理工作。
在朝鲜作战期间，张玉书大多数时间住在山上坑道里。他至今都记得，由于战乱书信不通，几乎和家里断了联系，正遇家中遭遇变故，父亲去世，剩下一个年幼的弟弟。张玉书远在朝鲜，舍小家卫大家，他说虽有遗憾但绝不后悔。
梁洪浩，原名梁鸿灏，1924年6月生，广东番禺人，中共党员、教授。1950年秋，梁洪浩到北京新闻学校学习。同年冬第二次弃笔投戎，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我走出学校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带了，有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当时我的东西也不多，就都给了我一个同学。如果我回不来了，他就想办法给我弄回家去。”
抱着一腔热血，梁洪浩基本上跑遍了整个朝鲜。梁洪浩记忆深刻的是，和他一同在北京学习，一起穿过山海关，一起度过鸭绿江的战友唐书杰，入朝3个月就被飞机炸死了，永远回不来了。
刚入朝鲜的时候，梁洪浩的主要任务是搬运伤员。当时入朝天气冷，很多士兵被冻伤。但对志愿军最大的威胁是敌方的空军，志愿军在白天基本无法移动。
后来，战争逐渐缓和了，志愿军内部需要办报纸，但是没有钱，没有机器。于是梁洪浩所在部队的政委写了一封信给他，派他回到北京的参谋部、军令部——要人、要钱、要机器。“当时我回去朝鲜的时候啊，身上带着很多钱。”梁洪浩再次与新闻绑定，成为一名战地记者。
1952年，敌军发动上甘岭战役，梁洪浩参与了对战役的报道。他回忆，当时的上甘岭上堆积的炮灰就有5厘米左右厚，战役很惨烈，死了很多人。因此，梁洪浩作为《前线后勤》记者、编辑于1953年获得朝鲜军功章两枚。可是他从来都没有戴上它。“我的很多战友都戴不上（这枚军功章），都回不来了，永远回不来了。”提起这份荣誉，老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却是这句话。
1953年11月，梁洪浩获假两周，从朝鲜回广州与陈斐（时任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结婚。
1953年11月，组织上特地给梁洪浩准假两周，让其回到广州与陈斐（时任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结婚，随后便重回朝鲜战场。1954年，而立之年的梁洪浩当上了父亲。
1956年，梁洪浩复员回到中朝边境。等待分配的日子里，他在鸭绿江游过泳。之后，他被分配到新华社北京总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从朝鲜归来的父亲终于见到了3岁的儿子。儿子面对着陌生的父亲，叫了他一声“叔叔”。
吕先航15岁参加革命，1950年10月末，他随军去了朝鲜。那一年，他才18岁。作为一名后防医师，他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也经历了战友们的生离死别。对于他而言，赴朝参战就没想着回来，“我们都是把头别在裤腰带上，谁能想着还能活着回来？”
吕先航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候天气寒冷，朝鲜的气温能达到零下三四十度。后勤保障当时也很缺乏，战友们又没有充足的食物，几乎处于被冻死的地步。战争能够胜利，都是战友们拿命拼出来的。
吕先航是后勤医师，他们的步调是和前线部队是一致的。白天，敌机在天空扫射，他们就负责挖防空洞：“每个人都有一个铁锹，丢了行李，丢干粮，也不能丢了铁锹。如果铁锹丢了，就丢了最重要的工具。”
敌人采用的是钢铁战术，他们白天用飞机进行平排扫射，机翼上还有两排枪口，一次扫射，如果没有在防空洞里很难存活下来。晚上，他们在敌人休息的时候开始行军，并进行迂回作战，如此在战术上给敌人以重创。
敌人是钢铁战术，而我军采用的都是轻武器，凭借着战友们的“血肉身躯”和坚强意志，凭借着丢了命都不能丢的铁锹，我们才在这场敌我实力悬殊的战争中取得胜利。
作为后勤医师，他们是没有什么休息时间的，几乎是24小时不停地“运转”：“如果实在撑不住了，就闭上眼睛歪一会儿。”吕先航回忆起那时候的工作强度说。
由于天气严寒，受伤的战士不仅有战场上受伤的，被冻伤的也不计其数。胸部，脑部，腹部，腿部，很多战士受到的创伤难以用言语形容。提起战士们的惨状，吕先航频频摆手，难以言说。
对于吕先航来说，战争中也遇到过生死时刻。有一次他和战友们在行军途中沿着城墙边儿跑，突然遭遇敌机扫射，城墙被轰塌了，吕先航整个人被埋了进去。幸亏后面的战友看到：“小吕被埋进去了，快！快！”由于抢救及时，他才得以从这次危险中活下来。“其实想想那时候还真是挺害怕的。”吕先航回忆着说道，“我觉得我能够活着回来已经是很幸运了。”
1949年9月，黄星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9月至12月在朝鲜驻军大使馆工作，帮助编辑英文公报和出版关于朝鲜战争的内部资料。
肖淑利，如今84岁。15岁初中毕业，就在毕业考试的一周后，她志愿加入了青年学生军医班。很快，她和其他两位女同学被组织选拔，志愿加入抗美援朝志愿军，负责伤员的医疗卫生工作。
到朝鲜那年，她16岁，是四十六军136师406团的一名医疗护士，日常工作负责伤员战士第一道防线卫生处理，将有希望伤员转移到后方医院。
和朝鲜人民是一家
抗美援朝的战争异常残酷，当时美军轰炸非常频繁，轰炸到一片狼藉之时，再将飞机进行低空连续扫射。一次，一个十一二岁的朝鲜男孩不小心跑了出来，正好被炸到腿部，血肉模糊，不能行走。当时在一旁躲避炸弹的肖淑利看到，马上赶到孩子身边，把自己的军大衣脱下来，用干净的一面裹住男孩，把他拖到自己背上，想把受伤的男孩背到医院进行救治。
然而身高不足一米五的她，背起男孩十分困难，再加上腿上在军营的冻伤，起身瞬间，她一个趔趄趴在了地上。此时担心美军再来反复扫射，又焦心救朝鲜男孩，肖淑利干脆背着男孩在一片废墟里爬行。直到爬到基地医院，才顺利救下男孩，保住了一个稚嫩的生命。
死里逃生，我们是国家的人
“我们在战地的时候，完全服从组织命令，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哪里有伤员，哪里就有我们。”敌人的攻击频繁且激烈，肖淑利和战友们经常半夜三更，还在围着伤员，满目血与泪，咬着牙坚持到最后一刻，给伤员提供最大的帮助。
“我们是跟着军队的，军队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军队行动时，肖淑利和战友们就在半夜跋山涉水，忍着朝鲜的冷冻天气，向前方进发，走到哪里住到哪里：防空洞、百姓家。军旅在途，四海为家。
一次美军轰炸，肖淑利被困住，千钧一发之时，老班长一把背上她逃出爆炸范围，那是她离死亡最近的一次。三个一同前去的姐妹回国时只剩下了两个，另一个永远在朝鲜长眠。
后悔过吗？面对这样的问题，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坚毅的光：“怎么会后悔，那个时候我们心里是没有自己的，我们是国家的人，胜利就是每天的希望，我们不是被称为最可爱的人嘛。”
说着，她从包里掏出了裹得严严实实的一个东西，拆开来，是当年在抗美援朝时期随军发放的水杯。“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当时毛巾什么的都放在里边，一个小包，就是全部家当。”仔细看，杯子上赫然印着：最可爱的人。
1951年，骆永坤赴朝鲜参加战斗。1949年10月至1955年3月，他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14军47师战士、通讯员、警卫员、班长、排长。
1949年11月，黎运汉于广州入伍。1950年至1955年，他在剿匪整训练兵抗美援朝等运动中获二大功一小功。
1950年10月，年仅16岁的蔡凤珠加入志愿军廿七军八一师医院，奔赴前线救治伤员。回忆起前线的场景，蔡凤珠数次哽咽，“数不清救了多少人，战争太残酷了。希望世界上再也不要有战争，希望我们的祖国永远和平。”1952年，她随军返回祖国，1985年到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作。
铭记历史！ 致敬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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